中国形成排斥体制 社会成员难以向上层流动

近年来，于建嵘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厂调研，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对于“将来会在什么地方”、“将来干什么”等问题的回答非常悲观，“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有希望，没前途。”

于建嵘说，“蚁族”大学生面临的问题，和“第二代”农民工有相同之处，还是一个“希望”或“绝望”的问题。

于建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在学界，是有名的用脚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常年在底层行走。2001年，伴随着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的出版，于建嵘开始成为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2004年下半年，他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危害》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引起高层关注。

近几年，于建嵘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相继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工人和农民工的著作，包括《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等书。

户籍改革只做了表面文章

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仍没有破题，附加在户口上的择业、薪酬、医疗、教育、住房待遇、社会保障、福利等没有剥离。现在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不是着眼于解决问题，而是谋取农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东方早报：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请你谈谈课题目前的进展。

于建嵘：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课题，目前是第二年。这一年多来，我们对全国许多地方的相关政策和实践进行了调查，对一些经验进行了总结。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全国各地在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仍没有破题。

东方早报：你指的户籍制度的破题是什么？

于建嵘：目前很多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做很多表面事情，比如户口本上，不是农村户口而是城镇户口了；外地人通过买房或者工作等，可以在本地落户或者变相落户了，但是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没有破题，附加在户口上的择业、薪酬、医疗、教育、住房待遇、社会保障、福利等没有剥离。如果城乡一体化中间不能把很多问题解决，而只是给农民一纸户口，可能什么用都没有。比如说，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以及原来农民的土地问题尚未很好解决。

东方早报：请举一些相关的例子。

于建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张户籍制度改革要让农民得到实惠。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的改革不是着眼于解决问题，而是谋取农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比如近年来深圳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即“模糊”城乡户口差别，凭居住证享受一些政策和福利。有些官员就对农民说，你们全是城镇户口了，是城里人，怎么还能像农民一样要地？它改革的目的是拿农民的土地，改革的动机不是促进社会人员的自由流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很多地方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动机不纯，很大问题是想拿农民的土地。

还有一个例子，甘肃有个县为了完成城市化指标，县领导头脑一发热，把14万多农民的“农村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说“我们这里没有农村人了。你种不种地没关系，大家都是城里人”。这一改也出现了新麻烦。当地农民发现，农村户口的时候，可能还能得到一个农村的补贴，但发现这次家电下乡，“怎么没有我们的份了？”于是有关方面解释说“你不是农民了，是城里人了”。但是农民说“我每天还是种地啊”。这种改革是有问题的。

盆景式改革在“造隔膜”

城镇化道路必须进行配套的战略性改革，而非盆景式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很大背景的社会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是什么关系？

于建嵘：在国内一些地方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也不能解决农民生活变化问题，还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离开农村、进城了，地要不要交出来？怎么交？

中国城镇化道路，必须进行配套的战略性改革，而非盆景式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很大背景的社会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是有问题的。

户籍制度要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目前缺乏一个城乡统筹，缺乏能让所有人自由流动的社会保障，目前农民不能享受城乡均等的社会福利。所以需要推进社会的一体化，给农村居民起码的公平公正。